社科院高培勇：税负须立足中国税情 向个人征税如同割肉

必须立足于中国税情 专访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

杜丽娟

伴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结束，减税降费仍然是2017年政策主张的高频率词汇。企业家异口同声呼吁要为企业减税，舆论对减税所寄予的期望似乎比减税本身对企业带来的效果更让人兴奋。

然而就像硬币有两面，要研究中国企业的税负问题必须结合中国的税情。如果抛开中外税制的差异性，仅就国内企业税负情况来看，其问题要比平日看到或人们论及的复杂得多。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不宜将中国税负与其他国家做简单比较，而要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税情，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

70和90

《中国经营报》：在当下只要谈起企业税负重，就会引起很多共鸣。在你看来，当前企业税负情况如何?导致社会上这样舆论的原因是什么?

高培勇：人们谈论的企业税负重，大都是在微观层面得出的判断。一旦上升到宏观层面，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发现。比如，中国的企业税负几乎就是宏观税负，两者之间存在着高度近似。这是因为，中国的税收几乎都是从企业那里收上来的，自然人直接纳税的情形比较少见。因而，当说到中国的宏观税负是怎样一种水平的时候，那几乎可以立刻换一种表述，即中国的企业税负是多少。当说到中国宏观税负和国际上相比处于怎样一种水平的时候，那几乎就是在拿中国企业税负水平做国际比较。

再如，即便把中国所有的税费收入加总，宏观税负水平大概在33%~35%之间，这个水平和整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税负(39%)水平比，并不能算是高的。

但是，一旦论及企业税负水平，由于我们的宏观税负水平约等于企业税负水平，而在其他国家，宏观税负水平则基本上由企业和自然人均担，那我们的企业税负水平就是高的了。道理非常简单，千斤重担如果两个人分担，每人也就五百斤。而千斤重担如果都压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的负担肯定是非常重的。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情形，源自于我国现实的税制结构。现实中国的税制结构可以用两个数字概括，一个是70%，一个是90%。

“70%”意味着，在我国，政府每征收100元的税收，其中有70元来自流转税(也就是在流通领域征的税)。流转税通常是要加在商品或服务价格中转嫁出去的。

“90%”意味着，在我国，政府每征收100元的税，其中90元是从企业那里收来的，这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这就是说，目前几乎所有的税收都是落在企业身上，都是从企业口袋里掏钱，如果企业和个人能够共同分担中国宏观税负，那企业税负水平自然会降下来，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在这种条件下，要把企业税负降下来，首先需要改革税制结构，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但这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向个人征税如同割肉

《中国经营报》：直接税和间接税所占比重的调整，能否参照欧美模式?

高培勇：在向个人征税问题上，我们一直没有真正迈开脚步，仍然走的是绕开个人，向企业征税，由企业再将税收通过价格渠道转嫁到个人身上的道路。

这种税制结构和其他国家相比，就存在很大的不同。税收有直接税和间接税之分，直接税对自然人收，间接税对企业收。在欧洲，直接税占比大概是55%，间接税是45%，两者基本处于一个均衡的比重。

美国的直接税占比更大，其中70%来自直接税，即向个人征收，30%来自间接税，是企业贡献。

如果中国也是这样一个结构，我们收100元，55元落在个人身上，45元落在企业身上，企业税负不就降下来了吗?或者55元落在企业身上，45元落在个人身上，企业税负也会相应降下来。但是，由于前所述及的原因，向个人征税一直非常困难。因而，一个惯性的选择，就是把税放在企业身上。尽管企业在税负问题上只具有统计意义，其所缴纳的所有的税收都是要转嫁给个人的，不是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就是向后转嫁给股东。

《中国经营报》：和个人相关的税制改革总是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尽管企业税负重，但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大多数人的选择又是怎样?

高培勇：目前的格局是，举凡涉及企业税的调整，在社会上基本不会有多大的反响。但一旦涉及个人税如个人所得税，哪怕是微乎其微的调整，都会引致极大的反响。不妨试想，如果去年5月营改增涉及的不是企业税，而是个人所得税，其推进的情形会是我们看到的样子吗?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税改路线上跟以前不同的提法，就是“逐步提升直接税比重”。其潜台词，就是在稳定税负前提下，对个人增加一点儿税收，减少间接税的比重。

因为对企业的征税很难形成割肉之感，但一旦延伸到个人，那就如同割肉。所以，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在当前的中国，要彻底解决企业税负水平偏高的问题，只能走税制结构调整的路子——逐步增加直接税比重，同时降低间接税比重。只有间接税降下来了，企业税负水平才可能真正获得减轻。